★现有的经济理论和理论都错把手段当作了目标，陷入了“手段拜物教”。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幸福，其他一切不过只是手段而已。所谓快乐鸿沟（happinessgap），简单地说，就是经济增长没有相应带来快乐的增长，两者间出现了鸿沟。

　　市场经济是滋生物质主义的土壤。物质主义者的一般想法都是，“那些拥有豪宅、名车的人真让人羡慕”，“如果我有钱买更多我喜欢的东西该多幸福呀”，“看到喜欢的东西却买不起真让人难受”，“上街买东西给我带来很大的快感”。但是，多项研究表明，具有物质主义倾向的人更容易陷入忧郁和焦虑，更难感到幸福。消费主义的无穷无尽的渗透，成千上万种商品海洋里的挑选，会给很多人造成“认知过载”，增加其莫名的焦虑。物质主义者普遍比较，有一项调，“如果得到一份2万美元的意外之财会如何处置？”，结果具有物质主义倾向的人与其他人相比，会将3倍的钱花在自己身上，而不是与家人和朋友分享、或捐助慈善事业。物质主义者的这种倾向使他们缺乏亲情和友情，难以感到幸福。物质主义者追求“外在目标”，而外在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不受自己控制，因此很难享受满足的乐趣；物质主义者追求“结果满足”而不是“过程满足”，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而不能享受工作本身所带来的乐趣；物质主义者对财富的追求没有尽头，一点点的快感，马上会被对更多东西的企盼所淹没。这些原因加在一起便产生了恶性循环：物质主义者很难感到幸福，不幸福感或忧郁使他们远离人群，更加孤独；缺乏亲情和友情使他们感到更加不幸福。

　　在那里，世界还没有被狭小的家国的墙隔成片段；

　　★幸福不会从天而降，快乐不会一劳永逸。倘若我们总是不去改变，出了问题也只是在抱怨，而不去创造新的幸福和快乐的增量，那么，幸福的池塘终会枯竭，快乐的大树终会自断生机。

　　对每一个人来说，今天，我们应该重新审视自己人生的目标和追求，快乐和幸福，而不只是被和消费牵着走。我们真正的快乐在哪里？它是否丢失在哪个角落？

　　★中国的快乐鸿沟主要还是体现在经济发展程度不够，大部分人民不够富裕。但同时，也有少数暴富、急富、致富的人群，，浑浑噩噩，吸毒赌博，，甚至和沉沦的深渊。

　　世界银行主管南亚地区的副总裁西水美惠子女士对此评价道：“世界上存在着唯一一个以物质和的富有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之源，并取得成功的国家，这就是不丹王国。该国所讴歌的‘国民幸福总值’远远比国民生产总值重要得多。不丹在40年以前还处于没有货币的物物交换的经济状态之下。但是，它一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现在已经超过印度等其他国家，在南亚中是国民平均收入最多的国家。界银行的排行榜中也大大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而成为第一位。尽管如此，去不丹旅游过的人都会异口同声地说，仿佛回到了自己心灵的故乡。不丹给我们地球人展示了许多高深莫测的东西……”

　　奔驰宝马老虎机追求人民的快乐，另一方面，像环保、卫生、交通这样的公品，不是哪个个人能够投入、改善的，若由着个人选择，在当下几乎人人都会选择多赚钱、多消费、多污染，结果谁都难以快乐。当今你到国内许多大中城市看看，上下班高峰时马上少有不被塞得满满当当的，这时人行道上人行走如风的快乐，几乎可以让坐在车上的人焦灼得昏死过去……可见在经济得到一定发展之后，如果不考虑良性增长和协调发展的道，那么，人们不仅将享受不了快乐，还可能会咽下痛苦。

　　快乐其实是朴素的，寻常的，不需支付高价就可以得到。但是，它又需要你在日常生活中去发现，去体会，去创造，去珍惜。当你和亲朋之间长期没沟通，当你以为夫妻间的隔阂不可能消除，当你难以污染或者压力，当你觉得生活太平淡、事业没前途；总之，当你处在不那么快乐的状态时，你有没有想过，除了选择得过且过，除了选择，除了选择强作欢颜，其实你可以以更积极的心态，更主动的，去作一些改变，去多做一些什么。你可以拿起电话，你可以预定假期，你可以调整目标，你可以相聚言欢，你可以昂扬向上，你可以捍卫自己，你可以纵情宣泄，你可以悄悄诉说，你可以给别人多一些帮助和关切，你也可以自己去创造，创造那一点一滴的凝聚你的天赋和创造力的果实。当这些改变发生时，你的幸福便增加了一些，譬如河中增加了新的水量，它自会流动起来，也一定会比以前更加生动。

　　★国家的长治久安，最终系于人民是否满意和快乐。要创造幸福快乐的明天，我们不仅需要持续的经济增长，还需要全面协调和统筹兼顾的发展。

　　对这一问题作出重要研究的是美国著名学教授罗伯特·莱恩。2000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市场制度下幸福的流失》（TheLossofHappinessinMarketDemocracies）一书。莱恩首先指出了一个事实，在1972－1994年间，说自己“非常幸福”的美国人一直呈下降趋势；在1960－2000年间，按不变价格，美国人均收入翻了3番，但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从40％下降到30％。在欧洲国家，幸福指标没有明显下降，但是患忧郁症的人却急剧增加。如果考察人们对生活各个方面的感受，可以发现说自己婚姻生活“非常幸福”，对工作“非常满意”，对个人或家庭财务状况“相当满意”，对居住地“很满意”的人都在减少。同时，越来越多的欧美人要依赖药物来保持身材、提高“性”趣、帮助睡眠、头脑、逃避无聊和忧郁。

　　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建设一个节约型的社会。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说，在建立绿色P核算体系的同时，一定要强调参与，让更多的人养成爱护资源、节约资源的意识。中国的人均P并不高，但我们的奢侈性消费、攀比消费和对资源的浪费现象却很突出。

　　放开你的心，伸出你的手，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就在你身边！

　　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更加关心人的幸福快乐，要求对公有更严格的；要求转变职能，从以P增长为中心，以市场公平为中心，以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为中心，以建设为中心。

　　在那里，话是从真理的深处说出；

　　莱恩还指出，在市场经济中，往往不是把人看做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活生生的，而是看做诸多生产要素中的一种，就如奈特（Knight）所说，“人往往将其他人看做是赌博的”。为赚钱而交友，赚了钱再“买”上更有用的关系，加上“物竞天择、适者”的“丛林”，会使乡情、亲情和友情都大受损伤，哪里还谈得上快乐？同时，“失业是最大的市场失灵”，也是个人和家庭幸福的最大杀手。各类研究都表明，失业往往与酗酒、离婚、忧郁症、失常、有紧密的关系。

　　印度的泰戈尔在《吉檀迦利》中写道———

　　不一定能买到幸福。“鸟儿不能没有巢，蜘蛛不能没有网，人不能没有朋友。”莱恩认为，幸福的真正源泉在于家庭间的亲情和朋友间的友谊。在各个时期的研究都发现，婚姻关系稳固，家庭关系协调，邻里关系和睦，朋友来往密切，是人们感到幸福的主要原因。相反，感到不幸福的人往往是经历了离异、分居、丧偶和孤独的人。

　　幸福不会从天而降，快乐不会一劳永逸。倘若我们总是不去改变，出了问题也只是在抱怨，而不去创造新的幸福和快乐的增量，那么，幸福的池塘终会枯竭，快乐的大树终会自断生机。把握幸福与快乐，你可以从每一刻开始，关键是永不停歇。

　　创造快乐的增量

　　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为人民创造更加公平的发展机会和福利水平。正如法国著名思想家伏尔泰所言：“何谓？了解人所拥有的并捍卫这些，这就是。”总理最近在欧洲访问会见在比利时旅居的华人时说：“我也有一个梦，一个愿望：希望每个中国人都能生活好，让农村的孩子都能上学，让每个到就业年龄的人都能有工作。让人民不至于因为生病而烦恼，解决他们的医疗，特别是农村医疗问题。我想，这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人们期待着这种福利水平的早日到来。

　　在那里，知识是的；

　　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有更多的更有效的公共投入，要求我们的城市不要再走高消费、高污染、高膨胀之，要求我们通过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更好的P增长。

　　在那里，不懈的努力向着“完美”伸臂；

　　快乐鸿沟是怎样产生的？

　　现在看来，如果说P（国内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现代社会还需要一个衡量人的幸福快乐的标准。这个标准刚刚新鲜出炉，它简称GNH（GrossNational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GNH的始作俑者是珠峰那侧的不丹王国的国王。不丹还不如珠峰这边的一个中等城市大，4．7万平方公里的面积，170万的人口。治理这样一个蕞尔小国，国王先生的视野却无比开阔：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幸福为目标”，他提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包括科学技术的种种好处）和生活之间保持平衡”。不丹王国制定政策的依据是“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是否会失去生活，平和的心态和国民的幸福”。

　　通过冰心的翻译，我们仿佛感受到，幸福和快乐，是多么迷人！就像远方，一个平静而优美的魅境，等着我们去追寻、拥有和享受。

　　★中国的快乐鸿沟既有东亚鸿沟的一般特征，又有许多体制性、结构性和增长方式引发的特殊问题，必须引起我们更高度的重视。

　　中国的快乐鸿沟

　　从总体上说，经济增长确实能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的多项研究表明，二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远不是简单的正比例关系。在经济发展很低的情况下，收入增加能带来一定的快乐。比如40年前的孩子能吃上一顿带油荤的饱饭，20年前的家庭有了一台日本进口的彩电……然而，人均P达到一定水平后，快乐效应就开始递减。一方面，收入提高，期望值也在提高，相互产生抵消，比如对国内许多富人来说，开着一辆桑塔纳2000不是快乐，而是丢份，如坐的是昌斗星，那更是，他们要坐宝马、奔驰，乃至本是英国王室用车、国内叫价888－1188万元的宾利车。于是，富人的快乐也催开了外国经销商脸上乱颤的太阳花——他们原来只是抱着试试水的心理，估计年销售不会超过10辆，结果2002年以来在中国市场上却卖了近百辆。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卡尼曼在颁仪式的中，特地谈到了一位华人学者的研究，即大学商学院终身教授奚恺元。奚恺元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的人均P翻了几番，但是人们的幸福程度非但没有太大的变化，反而增加了压力。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耗费了那么多的精力和资源，增加了整个社会的财富，但是人们的幸福程度却没有什么变化。这究竟是为什么？

　　如何解释这一现象？莱恩承认，贫穷不能使人幸福。但通过分析的数据，收入水平与幸福之间并不是直线关系，而是曲线关系。研究表明，在众多发达国家中，人均购买力最高的国家不一定是最幸福的国家；在一国内部，最富的人群不一定是最幸福的人群。莱恩的解释是，当人们对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都得不到满足时，他们不太可能感到幸福。因此，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以前，收入每提高一点，就会使人感到更幸福一些。但是，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收入带动幸福的效应开始呈递减态势。收入水平越高，这种效应越小，以至达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这一发现的公共政策含义是：应在分配政策上向低收入阶层倾斜，因为富裕阶层减少一点收入对他们的幸福不会有什么影响，而贫困阶层收入增加一些会使他们感到幸福了很多。

　　秦朔简介：1968年12月出生于河南开封一个知识家庭。1990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到《南风窗》社工作，1997年起担任总编辑，领导《南风窗》实现了向一份“有责任感的政经”的转型，今天该已成为全国影响最大的政经。工作之余，他披阅不倦，笔耕不辍，勤于思索，先后出版了《大脑风暴》、《成》、《中国》、《美国秀》、《大变局———中国民间企业的崛起与变革》等7本著作。此外，如同他那些饱含了责任感与感的文字总有着一股股洞烛先机的思想的力量，他还在国内一些高层次的论坛、研讨会上发表了不少高言谠论。

　　奔驰宝马老虎机二是社会转型时期，一些弱势阶层承担了主要的代价（某些既得利益群体的获利即来自对他们权益的损害，这完全了社会福利的改进原则），如农民、民工和城镇职工。他们经常因人身遭到而痛苦。如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在催缴农民税费和计划生育工作中，任意、、关押农民，甚至导致种种命案；城市中的执法，不执法、外来工、农民工、基层行政化现象也时有发生，人身得不到有效保障，痛苦就是难免的。此外，据有关调查，目前人员反映突出的问题主要有：企业改制、劳动及社会保障问题；“三农”问题；涉法涉诉问题；城镇拆迁安置问题；干部作风不正和违法乱纪问题；基层机构中的问题；污染问题。这些问题都导致人们的痛苦增加。

　　主持人的话

　　综上所述，中国的快乐鸿沟既有东亚鸿沟的一般特征，又有许多体制性、结构性和增长方式引发的特殊问题，必须引起我们更高度的重视。

　　莱恩教授最后的结论是，现有的经济理论和理论都错把手段当作了目标，陷入了“手段拜物教”。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幸福，其他一切不过只是手段而已。

　　2003年以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发现，P不能衡量很多东西，其中就包括幸福。

　　关于东亚快乐鸿沟的成因，学术界已经有一些结论。但就中国而言，快乐鸿沟还有其自身的特征：

　　五是缺乏健康的价值观、积极心态和调适能力。中国近年来出现了种种过去很少见的事件和案件，如用硫酸泼黑熊事件、河南平舆黄勇案、云南案等等。据统计，目前中国城市中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的比例达70％，每年有28．7万人死于，平均每两分钟就有1人，8人未遂。全国现有各种病患者1600多万，有的大城市人群中有86．7％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心理障碍。

　　一是经济发展的不均衡。财政部科研所课题组指出，以基尼系数反映的中国居民收入总体性差距逐年拉大，从1991年的0．282上升到2000年的0．458，已超过国际警戒线，其中收入最低的10％的家庭的财产总额只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这就是说，中国的快乐鸿沟主要还是体现在经济发展程度不够，大部分人民不够富裕。但同时，也有少数暴富、急富、致富的人群，，浑浑噩噩，吸毒赌博，，甚至和沉沦的深渊。

　　21世纪，是人类追求幸福的世纪。国家富裕，人民幸福，则是中国发展的目标。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说明我们已经意识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最终系于人民是否满意和快乐。要创造幸福快乐的明天，我们不仅需要持续的经济增长，还需要全面协调和统筹兼顾的发展。

　　更有甚者———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与公平却在急剧地；P不断攀升的同时，执政者的信用指数与人民的心理承受指数却正在日益走低，最后导致危机四伏，山雨欲来，一场本该花好月圆的正剧却由透着黑色幽默的悲剧来落幕，一部本由西洋铜管乐队吹出的激昂，最后经久不散的倒是凄凉悱恻的笛音绕梁……这显然是人们不愿看到但确有可能发生的变局。

　　秦朔曾被《中国青年》评选为“可能影响21世纪中国的100位青年人物”（2001），被湖南卫视评选为“2002年中国十大新锐人物”之“最具责任感的青年新锐”（2002）。

　　科学发展观，也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我们未必需要像不丹王国那样建立“国民幸福总值”的指标，但正如英国萨里大学教授蒂姆·杰克逊所说的，“如果连一个从未经历那种经济繁荣，且人口仅200万的国家都已准备以如此富于创造性的方式解决人民福利问题；那么，现在或许也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了。”在英国，蒂姆·杰克逊领衔创设了“国内发展指数”（measureordomesticprogress简称MDP），该指数扣除了为抵消社会和成本而耗费的开支，考虑了长期的损毁和自然资本贬值，肯定了为确保谨慎投资和贸易平衡进奔驰宝马老虎机追求人民的快乐行的一系列经济调整，反映了收入增加1英镑对穷人的意义要大于富人的事实，计入了家庭劳动的价值。

　　在莱恩教授欧美国家的幸福流失时，经济上取得长足进步的东亚地区更是陷入了巨大的快乐鸿沟，成为世界上快乐指数最低的地区，被经济学家为“在为国民谋快乐———这一人类的终极追求上毫无作为”。

　　在那里，的清泉没有沉没在积习的荒漠之中……

　　三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对文明、社会治安、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生态等方面的关注不够。育方面看，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P的比重，一直未能达到1990年制定的《国家教育发展纲要》所的占比4％的要求；从科技方面看，2001年中国科技研发经费投入首次突破千亿大关，占P比重1．1％，达历史最高水平，但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公共卫生角度看，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目前中国享受医疗保障的只占总人口的15％。中国“卫生分配的公平性”界排在第188位，后面只有3位了；中国的卫生总体水平被排界第144位。著名医学专家巴斯年说：“从进入1990年代开始，医疗费用直线上升，10年间差不多上涨了10倍。在过去，一个农民卖一头猪就可以到医院做个手术，现在卖10头猪、20头猪，能行吗？”公共投入不足，服务不够，就使得人们虽然绝对收入增加了，但安全感没有同步增加，所以不会快乐。

　　★应在分配政策上向低收入阶层倾斜，因为富裕阶层减少一点收入对他们的幸福不会有什么影响，而贫困阶层收入增加一些会使他们感到幸福了很多。

　　四是竭林而耕、竭泽而渔、竭矿而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带来的污染、城市盲目扩张和滥耗资源的影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指出：“有的地方生活富裕了，盖起了小别墅，但一开窗户臭气就扑面而来，这无异于一边建天堂，一边造；P增长中还有一些消极的内涵。例如，由于违章建设造成楼房倒塌，发生大量人员伤亡的恶性事故之后，抢救人员的劳动、医务人员的治疗、殡仪馆的火化以及推平旧址、重新盖楼等，都会拉动服务业、建筑业和工业的增长，在国民经济核算中都表现为P的增长，而这种增长难道不是一场真正的灾难吗？”至于像安徽阜阳出现的劣质奶粉事件，就更是极端化的“负福利”效应。

　　按照经济学的流行说法，市场经济的最大优势在于“功效”和“福利”的最大化，但莱恩认为，虽然市场经济可以带来不少好处，如减少贫困、改善健康、延长寿命、扩展教育、促进，但它却不可能带来幸福。

　　如果说“生产总值”体现的是物质为本、生产为本的话，“幸福总值”体现的就是以人为本，实实在在地追求人民的快乐。本期内容是对秦朔先生的，它无疑会大大深化我们对此问题的认识。